16功能总览

Problem

同一种四字母类型，为什么差异可以这么大

同样都是 INTJ，有的人像冷峻的战略家，有的人更像严谨沉郁的科研大佬；同样都是 ESFP，有的人欢快随性像个大活宝，有的却霸气豪迈、强势得说一不二。传统 16 型和 8 功能可以给出大概方向，但很多时候，它解释不了同一类型内部巨大的差异。

因为人不是一个标签。人格类型也不只是四个字母。

荣格斯16功能理论，和第二代认知功能测试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痛点，让测试变成独一无二的、属于你自己的“人格指纹”。

荣格斯经过两年的探索，得出了一套结合荣格心理学和现代文化心理学的人格测量模型。这里的文化心理学，主要起源于 Richard Nisbett 等人关于文化与认知差异的研究（Nisbett et al., 2001）。我们的模型把文化中的思维差异沉降到个人层面，将八个认知功能都分拆为两类，共得出十六种认知功能和六十四种人格原型。显而易见，Ni 和 Te 都分成两类，那么自然就会形成四种 INTJ。其他类型也是一样的。

那么，究竟是以什么标准和思路，使得我们可以把八种认知功能拆分成两类呢？这就要从东西方的认知差异说起。

Object / Background

主体-背景偏好：你先看到小鹿，还是森林

请大家先做这样一道小测试：如果一张森林与小鹿的图片在你眼前一闪而过，你会更多注意到森林还是小鹿呢？大量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面对类似的图片和场景，西方人会倾向于更多注意到场景中的焦点物体，而东方人则会同时关注背景中的事物。这一差异非常系统，也已经在场景知觉、眼动、文化视角和对象-背景知觉任务中得到反复证明（Masuda & Nisbett, 2001; Nisbett & Masuda, 2003; Kitayama et al., 2003; Chua et al., 2005）。

既然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就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审视它。看到这张图的过程，无疑是一个感知、收集信息的过程；刚刚说到的差异，也就是一种感知功能方面的差异。问题在于，这种差异能使用现有的荣格八维理论描述吗？在系统分析之后，我们发现，现有功能差异并不能充分描绘“物体-背景”的观察偏好。

有人可能认为，西方人关注物体，应该属于外倾感觉；东方人关注全局，应该属于内倾直觉。这个观点是似是而非的。Se 关注的是整个外部物质世界，虽然它可能容易注意到局部亮点，但很多 Se 较高，尤其是 Se 较高的中国人，非常擅长察言观色、捕捉环境，他们是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使用 Se 与外界直接接触的。Ni 也同理，很多 Ni 主导的人并不在意自己心目中的世界有多“广”，而更在意自己品味到的世界有多“深”。这一“深”，并不依赖环境和背景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看小鹿，可能可以脱离这片森林，直接看到小鹿的内心。

因此，Se 不等于物体，Ni 不等于背景，其他感知功能也无法完成“区分物体-背景观察偏好”这个任务。这一偏好在现实生活中，和 N/S 偏好有着类似的重要性。关注主体的人，会对局部的细微变化和亮点十分敏感，或能独立于大环境顿悟事物的本质；关注背景的人，则会对大环境和气氛更加敏感，拥有更好的顾全大局能力。在职业发展、人际关系和跨文化沟通中，这一差异都有大量可以放大的地方。

既然已有必要，那么是时候“增一增实体”了。我们在 MBTI 的基础上引入第五对偏好：主体-背景偏好（Object-Background），记为 O 和 B，用来描绘人们感知世界时的不同。主体偏好的人眼中的世界更像独立存在的物体，背景偏好的人眼中的世界更像连续而相互依存的场域。这一偏好作用于四种感知功能，就形成了八种荣格斯感知功能：Se-O、Se-B、Si-O、Si-B、Ne-O、Ne-B、Ni-O、Ni-B。主要的感知功能，也就是主导功能或辅助功能，更偏向主体的人，我们一般认为他们具有主体偏好，在类型描述的第五个字母用 O 描述，例如 INTJOX。

Analysis / Holism

第六偏好：方正-圆融，也叫分析-整体偏好

感知有了 O 和 B 两种偏好之后，在判断层面我们同样期待存在某种对称性。事实上，文化心理学家们同样对此有非常精到的研究。这一方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山忍（Shinobu Kitayama）和 Hazel Markus 关于自我建构（Self-Construal）的研究。他们认为，人们的自我建构有独立和相互依存两种。西方人中拥有独立自我建构的人更多，描绘自己时更倾向于描绘自己具有外向、坚忍、宜人等人格特质；东方人中拥有相互依存自我建构的人更多，描绘自己时更倾向于描绘自己的社会角色，例如是谁的妻子、丈夫、学生，或自己从事什么工作（Markus & Kitayama, 1991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两种自我建构并非相互矛盾，完全可以共存。

基于这一背景知识，后续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，独立自我建构的人们做事时，由于会坚持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“我”，往往会有一套自主的逻辑或价值观，以主体的角度面对世界，因此倾向于坚持来自内心的抽象原则。在他们看来，人们始终要“做自己”，那种处处适应场合的人可能会显得虚伪、不可靠（Kitayama et al., 1997）。

相互依存自我建构的人们做事，则会更多地把自己融入当前场合和环境。所谓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”，就属于这种行为的一种例子。同时，他们在认知层面也会比较包容矛盾，用更加辩证而非形式逻辑的方式看待问题。这种人做事不习惯依据抽象原则和形而上理论，而喜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这显然是一种更加东方化的偏好（Peng & Nisbett, 1999; Spencer-Rodgers et al., 2010）。

据此，我们在 MBTI 和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引入第六对偏好：方正-圆融偏好，也可以称为分析-整体偏好（Analysis-Holism）或场合-原则偏好（Situation-Principle）。由于 S 和 P 在 MBTI 中已经有记录，所以我们采用分析性和整体性（A 和 H）来描绘判断功能。方正偏好更强调清晰边界、抽象原则、形式逻辑和跨场景的一致性；圆融偏好更强调处境关系、整体调和、辩证变化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从东西方差异来看，偏好主体性感知的人似乎更容易偏好基于分析或原则的判断，而偏好背景性感知的人似乎更容易偏好基于整体和场合的判断。然而，文化心理学中已经存在把分析性/整体性思维和独立/相互依存自我建构转化为个体测量的研究（Singelis, 1994; Choi et al., 2007）。我们使用上万测试者的数据也发现，感知和判断的东西方偏好虽然在各自内部结构较为稳定，但感知方面更偏东方，并不能预测判断层面也更偏东方。因此，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把它们作为较为独立的两对偏好。

16 Functions

16功能与64型：把文化差异还原为个体差异

配合 MBTI 模型的四组经典偏好，我们就得到了六个偏好，因此可以建立 16 x 4 = 64 种人格类型。同时，我们也得到八种荣格斯判断功能：Te-A、Te-H、Fe-A、Fe-H、Ti-A、Ti-H、Fi-A、Fi-H。这十六个新的功能符号，就是你在专业版测试中看到的功能符号。整体来看，这一框架与分析性/整体性认知的文化心理学综述有直接理论联系，也和后续关于个体层面分析/整体思维差异的测量研究相衔接（Nisbett et al., 2001; Choi et al., 2007）。

这套模型同时具备荣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优势。荣格心理学提供了功能结构：人并不是只有外向、内向、理性、感性这些表层标签，而是会以不同方式感知世界、组织经验、形成判断。文化心理学提供了差异来源：人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认知偏好，主体与背景、原则与处境、独立自我与相互依存自我，都会沉入具体人的注意力、推理方式和关系模式之中。

荣格斯16功能理论的核心，不是简单地把“东方人”和“西方人”贴上标签，而是把这些文化层面的差异转化为个体层面的可测量维度。一个中国人可以非常主体化，也可以非常分析化；一个西方人也可能高度背景化、整体化。O/B 与 A/H 并不是地域标签，而是人格内部可以被测量、被比较、被组合的认知偏好。

因此，64型并不是传统16型的装饰性扩展，而是一种更细的功能组合模型。它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是 INTJ，有的人更像沉浸在内在王国里的 Ni-O + Te-A，有的人更像在现实环境中不断修正路线的 Ni-B + Te-H；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类型会在外表上相邻，却在功能动力上有关键差异。接下来，你可以继续阅读四组功能文章，或者回到64型矩阵查看具体类型如何落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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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ferences

参考文献

以下文献仅作为本文理论来源与经验研究背景的简要说明。

1. Masuda, T., & Nisbett, R. E. (2001). Attending holistically versus analytically.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, 81(5), 922-934.
2. Nisbett, R. E., & Masuda, T. (2003). Culture and point of view.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, 100(19), 11163-11170.
3. Kitayama, S., Duffy, S., Kawamura, T., & Larsen, J. T. (2003). Perceiving an object and its context in different cultures. Psychological Science, 14(3), 201-206.
4. Chua, H. F., Boland, J. E., & Nisbett, R. E. (2005). Cultural variation in eye movements during scene perception.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, 102(35), 12629-12633.
5. Markus, H. R., & Kitayama, S. (1991). Culture and the self. Psychological Review, 98(2), 224-253.
6. Singelis, T. M. (1994). The measurement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self-construals.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, 20(5), 580-591.
7. Nisbett, R. E., Peng, K., Choi, I., & Norenzayan, A. (2001).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. Psychological Review, 108(2), 291-310.
8. Choi, I., Koo, M., & Choi, J. A. (2007).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nalytic versus holistic thinking.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, 33(5), 691-705.
9. Peng, K., & Nisbett, R. E. (1999). Culture, dialectics,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. American Psychologist, 54(9), 741-754.
10. Spencer-Rodgers, J., Williams, M. J., & Peng, K. (2010).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xpectations of change and tolerance for contradiction.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, 14(3), 296-312.